2022 年国内外政治形势展望(郑永年)
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对外开放的产物
就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我们要承认， 外部形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客观的，也是重大的。 过往四十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人类经济历史中罕见的持续 高速增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在对外开放的条 件下取得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外循环”的情况下 取得的。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以 2001年加入 WTO 为分水岭， 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原本处于全球产业格局边缘的中国 逐渐步向核心。自此世界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在这一重大而深刻的变迁中，融入全球产业链至少在以下 三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关键影响：
（一）通过加入全球分工体系释放了人口红利
首先，中国通过加入全球分工体系释放了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各种内外因素，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 的经济体。时至今日，中国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国 际劳动分工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融入世界经济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这使得中国所拥有的人口红利得到了释放。 经济学家一直在讲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 每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是否会自然得到释放呢？显然不是。 人口红利的释放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至少需要实现工业化。 印度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东南亚、非洲很多国家劳动力资 源也很丰富，但是由于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就很难充分释 放人口红利。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完成了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 具备了基本的工业基础，但是在资本和技术上仍然存在明 显短板，因此彼时中国的人口优势还不完全是劳动力优势。 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观，但是直到加入 WTO， 中国的人口红利才得到充分释放，极大地加速了第二波和 第三波工业化。此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从某 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劳动力加上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和 技术共同扮演的。
加入 WTO后，中国的东南沿海每年都吸 纳了海量的农民就业，在很多年里，单是珠三角地区每年 就吸收了 3000多万农民工。2020 年，珠三角的农民工已 经达到 4223 万人的规模。1 近些年来美国一直有人抱怨说 1 参见 ：国家统计局 . 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B/OL]. [2021-04-3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这当然是一种谬误，因 为这是全球化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但是这种简单 粗暴地将美国的失业问题归咎于中国的论调之所以很有市 场，也是因为它确实符合了很多思维能力有限的人的“朴素 的直觉”。
这种情况可以结合具体的例子来更加生动地说明。福 特汽车作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代表，凭借其技术 优势，建立了大量的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就业和税收。全 球化时代到来，作为美国第三次工业时代的代表企业，苹 果公司同样具有技术优势，但是它的生产环节全都外包了， 对美国的就业和税收的贡献远不及当年的福特，而苹果公 司就是全球化时代美国产业界的缩影。
自20 世纪 80 年代 之后，美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日渐艰难，他们的角色似乎被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人所替代。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珠三角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工 人阶级。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世界改变了中国，中国也 改变了世界，而当中国和外部世界彼此的影响足够重大和 深刻的时候，外部世界也会产生变化，这个我们接下来还 会谈到。
（二）借助全球化分享技术扩散红利
其次，借助全球化，中国享受到了技术扩散的红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很大进步，这就与欧 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分不开。美国一直说中国“偷”了 美国的技术，这不是 “偷”。只要是开放的、全球化的环 境下，技术的扩散是不可阻挡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 业化国家，美国早期建国之后，也是从“偷”英国的技术 起家，德国也如此，这是技术扩散的必然规律所导致的。
过往四十年间，在西方技术向中国扩散的过程中，西 方发达国家为其技术找到了广阔的应用市场，赚取了高额 利润，从而使其得以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如果技术没有 扩散到中国庞大的市场中，西方尤其美国的技术进步不会 那么迅速。所以这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是互利的。
（三）对外开放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崛起
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的民营企业 家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来源是个体户。20 世纪 80 年代 改革开放后，大江南北的个体户群体中诞生了首批民营企 业家；第二个来源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朱镕基总 理主导的民营化改革，客观上催生了中国的一批民营企业家； 第三个就是外资企业，外资进入中国之初主要从事制造业， 后来逐渐涉足各类服务业，这个过程客观上也培养了一部 分中国的企业家。
今天上午樊纲教授说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现在还没脱 钩，而且也脱不了钩，这主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功劳，因为 国有企业和美国本来就没有挂钩。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和 世界经济接轨的主力。中国和美国没有脱钩，不仅仅是因 为外资企业的在华利益，更是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高度嵌 入了全球产业链。尤其是新冠疫情之下，很多西方国家的 工厂不能正常生产，这就更加需要在疫情控制较好的中国 扩张生产，尤其是让一向具有高生产调节敏锐度的中国民 营企业加紧生产，用其韧性来填补供应链上空缺的部分。
二、近年来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经验，我们发现，如果离开了对 外开放，就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然而这也就意 味着，如果外部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 展也必然受到冲击。随着中国释放人口红利，分享技术 红利，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 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警惕乃至排斥也逐渐显露。这种变化在 西方社会早已有之，但 2017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局 面急剧恶化。
总结起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主要有三方 面的不利变化：
（一）“四分”和“四全”
诱发中美对峙 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中，最重要也最有外部性的，就是 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具体来说，美国在特朗普时代开 始形成的“四分”和“四全”的对华战略使得中美从强调 合作共赢逐渐转向强调战略对峙。特朗普作为一个操弄民 粹主义、摒弃政治正确观念、不按套路出牌的“政治素人” 和“政治狂人”，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是全方位的。
在他的鼓 吹之下，美国逐渐形成了“四分”和“四全”对华政策。 “四分”指“四个分化”，即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分化汉族和 少数民族，以及分化“中”（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和“华” （港澳台中国人及海外华人）。很显然，通过“四分”，美国 试图从内部分化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四全” 策略从外部遏制中国，即动用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 全世界的力量与中国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从安全议题到政治议题上 都出现了尖锐对立，安全问题包括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等， 政治问题包括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在 非政治议题上出现了“脱钩”危机，除了贸易、投资、 技术、标准方面的部分“脱钩”，更要紧的是“知识脱钩”， 一些在美华人教授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对中国留学生在专 业和签证方面的限制，对中国海外文化机构的关停，就是 这方面的例证。
最后，美国并非独自行动，而是拉拢其新 老盟友一起来围堵中国。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旧的不再赘述， 最新的是 2021年 12 月，拜登张罗了110 个国家和地区在 线上开所谓的全球“民主峰会”，其在世界范围内拉帮结派 围堵中国的意味浓烈。这种趋势会在今后几年变得越来越 严峻。
（二）“新冷战”下冲突已成可能
如今的美国政界，两党之间鲜有共识，即便是拜登政 府力推的“大基建”也是掣肘重重，但是在对华强硬这一 点上，两党间罕见地达成了共识。从反建制、四处“退群”、 鼓吹“全面脱钩”的特朗普，到传统建制、重新“加群”、 推崇“精准脱钩”的拜登，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 局部和表面的，“新冷战”的思维模式在总体上和本质 上得以延续，甚至在局部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也浮 上台面。
关于“新冷战”的施政手段和工具，美国方面已经说 得很清楚：合作、竞争、对抗，也就是在有价值合作的领域， 选择合作；在有必要竞争的领域，着力竞争；在关键战略 分歧上，竭力对抗。
我个人认为，其实有四种：合作、竞争、 对抗和冲突，因为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就已 经是冲突。 如今中美之间明确存在密切合作的领域，恐怕只有应 对气候变化一项。在这方面，首先美国自己的立场伴随着 政府更替就出现过大的摇摆，其次在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的合作也是多见于文本、少见于行动。因为在缺 乏政治互信的前提下，即使中美分明觉察到在气候变化领 域开展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都非常必要，一旦进入实践层 面，协议也很难落地。
与合作方面的乏善可陈相比，中美之间的竞争领域倒 是要广阔得多，甚至可以说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展开了不 同程度的竞争。从芯片、5G 之类的硬科技领域到民主话语 权的意识形态领域，从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到插手中国内部的香港、新疆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 压力无处不在。 竞争走向激烈化，就成为对抗，而对抗发展到白热化， 就有失控而发生冲突的可能。
目前还没有发生现实的冲突， 但是潜在冲突是可能存在的，主要集中在南海问题和台湾 问题这两个焦点上，这其中又以台湾问题最有可能出现实 质性冲突。现在美国开始以台湾问题作为其核心战略支点 来制定对华政策，而我们也必然以捍卫国家主权、解决台 湾问题为战略核心来应对美国的政策。
近日美国宣布拟与 日本在鹿儿岛建立军事基地，应对台海“突发情况”，这 已经非常危险。如果美国落实此项计划，将必然迫使中国 也以军事部署作为应对，彼时在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 进一步提高。
（三）无政府状态加剧系统性崩坏
总体来说，当今世界已经重回一战前的无政府状态， 而无政府状态正在加剧国际体系的系统性崩坏。尽管 我们现在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二战以后联合国体系最重要的 支持者、维护者，但是这个体系实际上已经摇摇欲坠，很 多东西已经脱离了联合国体系的控制。 旧的秩序已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于是强人政 治在世界大国间再度流行。
俄罗斯的普京总统是强人，土 耳其的埃尔多安总统也是强人，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是强 人吗？就算不是强人，他也要打扮成强人。孱弱的国际秩 序遭遇强人领导的大国政治，结果就是战略力量的重组和 碰撞。比如，俄罗斯在这几年的一番操作之下，拉拢白俄 罗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在未来诞生一个“小苏联”不是 不可能。
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与北约东扩在战略上对俄罗斯 步步紧逼有着必然关系，但无论如何，北约和俄罗斯的行 动模式，正好反映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的行动逻 辑，而它们的行动在效果上又反过来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崩 坏。
出现类似情况的还有土耳其，土耳其近代以来是世俗 化的国家，一度还有可能加入欧盟，但现在又在宗教化， 想借此来建立“泛突厥主义”联盟，从而对抗并不真心接 纳它的西方，甚至通过东突力量染指中国的内部事务。此外， 还有我们的南亚邻居印度也有意打造南亚次大陆乃至整个印度洋上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南亚联盟，成为美国印太战略 的亚洲桥头堡，以此对抗其战略假想敌——中国。
崩坏的世界体系下，每个大国都在构建自己关于未来 世界秩序的图景，而它们的期待往往彼此冲突，在根本利 益上无法达成战略共识，甚至缺乏做出战略妥协的意愿。
三、对外维度上积极应对外部冲击
原本的开放环境有所变化（国际形势有所变化）后， 那么中国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应对策略呢？对外，过往的开 放策略能否继续？对内，又有哪些重大而迫切的改革必须 全力开展？这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我们这一辈 中国人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中国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任上经历了比较严酷的外部环 境，可以说是在孤立中艰难耕耘；而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 我国自身政策的调整，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主政期 间，中国经历了一个较好的时期，国际上总体上呈现了和 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但是如今的外部环境再度变得严峻， 出现了刚才提及的，美国对华政策诱发中美对峙、“新冷战” 下冲突成为可能、全球无政府状态加剧国际体系崩坏等重 大挑战，为此，中国要在对外和对内两个维度分别做好以 下工作，应对外部世界造成的冲击。
（一）争取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
首先，在对外层面，虽然如今的外部环境不佳，但 是我们不应放弃争取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的努力。目 前国内有一部分观点对外部世界极度失望，对我们自身的情况又过分乐观，于是出现了一种扭曲的看法，就是中国 不再需要争取平稳的外部环境了，对像美国这样自身问题 重重，还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的竞争对手，则希望它继续 烂下去，甚至发生内战。 但是如果放下情绪，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彻底乱 了，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不是好事。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 如果美国彻底动乱，世界体系就会陷入极度混乱，而包括 中国在内的其他力量，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替代美 国，从而构建起一整套新的国际体系。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讲， 美国因动乱而陷入衰退，必然牵连全球经济，再加上这两 年来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仅世界经济的复苏将会遥遥无期， 甚至还会发生大萧条，彼时中国经济想要独善其身，几乎 是不可能的。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在最差的情况下，美国发生动 乱的后果还包括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代价，是我 们无论如何也不想承担的。或者即便没有那么极端，美国 并未整体性地陷入混乱，但是由于内部的混乱局面长期无 法缓解，就有可能导致其向外转移矛盾。相应的结果就是 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上彻底走向激进。如果此 时中国也未能在这一过程中有效抑制事态恶化，甚至放任 局面滑向最危险的情形，那么之前我们提到的台海冲突就 真的有可能发生。
诚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退无可退，美 国对中国的持续紧逼也会激起反抗，但是尽一切可能稳住 美国国内的鹰派势力，在国际上争取其他势力的支持，至少 不介入台湾问题，仍然是现阶段的理智之选。
所以说，我们当然希望美国能稳定下来，希望帮助美 国稳定下来。一个稳定的美国对中国有好处，这是我们营 造一个相对平稳的、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的重中之 重。
（二）坚持对外开放
争取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非常重要，但我们也要估计 到更加艰难的情形，即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难以达成，敌 对势力步步紧逼。那么面对一个更加莫测、凶险的外部 环境，中国是否还应坚持对外开放呢？我想，答案是 肯定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对外开放的产物。因为只 有坚持开放，只有在不触及底线的一切事务上最大限度地 避免与外部世界脱钩，中国才有未来。
现在有一些人不了解实际情况，也不尊重客观规律， 盲目自信，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如果要与我们“脱钩”， 那就索性“脱钩”，美国限制我们什么，我们加把劲攻关一下，就都能自己生产。这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想法。中国虽然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但远不是最大的技术原创 市场，很多所谓的“中国制造”，在关键技术上仍受制于人， 甚至还没有摆脱“中国组装”的影子。而且即便中国真的 具备了生产一切东西的技术，也不可能在脱钩的情况下， 取得生产一切产品的原料；即便中国拥有了所有的原料和 技术，可以生产所有的产品，提供所有的服务，也不可能 在所有的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门类上都具有比较优势，这是 禀赋规律所决定的。
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是不足 以进入外部市场的；而如果单单依靠内循环，中国就无法 再维持高速度或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更何况，一切生产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 要发展生产力，海量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缺一 不可，但人才最为可贵。
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流 动性很强，技术的扩散虽然可能受到阶段性的阻挠，但是 长期来说也是不可阻挡的，唯有劳动力最易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而难以迁移。所以如果一定要比较，那么可以说中 美之间经贸脱钩远不及人才脱钩的伤害大。如今美国正在 分领域实施与中国的人才脱钩，但美国吸纳全球人才的渠 道比我们要广。这也就意味着，与中国人才脱钩的策略对 美国来说，是损失，但不致命。
而对我们来说，一旦与美 国及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发生人才脱钩，损失则是难以估 计的。当今世界对人才的竞争白热化，美国虽说要与中国 人才脱钩，2021年美国大使馆还是向中国留学生发放了超 过九万个学生签证，我们的有关部门却主动取消了很多和 西方大学的交流项目。不管是因为政治原因还是疫情影响， 这种做法都是值得警惕的。
四、对内维度上走向新发展阶段
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不仅仅是指外部世界 的变化，内部也有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所以除 了以上提及对外的维度，我们还应注意到，无论外部世界 如何变化，某些对内工作都应坚持开展，这其中最要紧的 有两项，即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
（一）共同富裕
之前已经提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加入 WTO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GDP总 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 GDP也已接近 11000 美元；中产阶 级人口占比达 30%；扶贫更是促进了8 亿多人口的脱贫。
如 今站在历史节点上，党和国家提出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共 同富裕”的理想，恰逢其时。今年二十大，共同富裕肯定 会成为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影 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然而很可惜，对于共同富裕，中国社会中从普通老百 姓到很多政界、商界的精英都还缺乏全面的理解，关于“初 次分配主要是侧重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 配讲补充”，关于共同富裕的终极目的，总有一些出于自己 偏好的误解，或是引发“被剥夺的恐慌”，或是产生“被富 裕”的幻想，这都是不对的。
因此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政 府要广泛地开展引导，宽容地鼓励辩论，争取在最大限度 上让更多人正确领会共同富裕的真谛，从而摆正心态，积 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去年，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请我去浙江考察了共同富 裕的试点工作，之后我就对以上问题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是讲三次“分配”，但并不是说 只有政府才是“分配”的主体，实际上，任何一次分配， 都是市场、政府、个人在协作中共同完成的。相应地， 任何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个人，任何不尊重市场规律的政 府，任何不遵守法律法规、不响应群众合理诉求的企业， 都将失去参与分配的资格。 其次，三次分配虽然各有偏重，但是任何一次分 配都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做必要的斟酌——
第一 次分配奖励多劳多得，只要是合法的劳动所得，上不封 顶，这是效率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初次分配“侧重”效 率绝不是“忽视”公平，其对公平的追求，就体现在反垄 断、反投机、设立最低工资标准以保护弱势群体等举措上， 这就是公平的一面。第二次分配，通过政府的财政、税 收政策来起效，突出公平。但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设 计税率时也必须慎重考虑，不断调整具体的政策内容和规 定事项，把必要的激励机制融进去，调动全社会的生产积 极性，这恰恰是效率的一面。第三次分配，讲求补充，意 在让相对富有的群体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对最为贫困、弱 势的群体进行补充资助。
这看起来是在强调公平，但其实 如果该次分配真正做好，其具体的手段往往就不是现在常 见的企业和个人出面捐一笔钱了事，而是由这些企业和个 人成立基金会，运作或委托运作如大学、智库、科研机构、 医院、针对特殊群体的救助机构等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 功能组件。因为如果这类机构中的每一家都交给政府来运 作，成为事业单位，分配人员编制，肯定不是最有效率的 办法。 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绝不是平均富裕，不会颠覆过往 的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不是让中国社会停留在 既有的财富水平上，然后在内部跟着权力的指挥棒来把仅 有的财富在人群中挪来挪去，而是要达成效率和公平更好 的结合，从而持续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动力，同时 也不让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掉队。
最后，如果一定要通过量化的指标来理解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的话，共同富裕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和三 次分配调节，将中国社会从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的社 会提升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目前中国社会还 是一个“无产阶级”占据绝对多数的社会，无产阶级占比 高达 70%。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是希 望在观念和话语上，使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执政目标 话语涵盖建立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党代表的利益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与时俱进。 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中国共产党逐步把 中国社会转变为中产阶级社会，符合历史的趋势，符合民 族的利益。
（二）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 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容，2021年，习总书记在 两会期间的讲话、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政治 局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时的批复也都做出了相关阐述，围绕“高质量发展是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动选择”，“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 理念的根本体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必由之路”四点基本内涵形成了一整套全面的理论，这都 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学习、领会的内容，以下我谨从一个普 通学者的角度，选择个人认为高质量发展中的三个重点工 作领域，简要地谈几点分析心得。
第一，解决好人口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我在谈生产力发展时强调，提高生产力的问题归根结底是 人的问题。而高质量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要 提高生产力，因此本质上同样是人的问题。在社会经济发 展这样的宏观领域谈人的问题，离开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显然是不现实的。对于如何缓解老龄化、少子化危机， 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有更专业的分析，我也还处于吸收、 分析之中，暂时没有过多的观点，但是根据观察得到了两 点经验。
其一，中产阶级家庭对政府的生育政策更为敏感 （因为富裕和贫困阶层的生育意愿更少受到生育、教育成本 的影响，因此早已释放完毕），因此不断壮大中产阶级，生 育政策才能奏效。壮大中产阶级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数 量问题，以及同等重要的人口质量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 我建议，今后考察地方官员，一个比 GDP更优的指标，可 能就是当地中产阶级的增量和增速。
其二，全球范围内， 大城市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同一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的中小型 城市，更显著低于村镇。因此，我国当前优先发展大城市 的战略，至少从人口问题的角度来说，还有再探讨的空间。
第二，解决好城市的发展和治理问题才能实现高 质量发展。城市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当然 是因为刚才提到的人口问题——大城市的过度发展会对生 育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发展中小城市，为日渐萎缩的村镇 找到新的出路，绝对是值得重视的工作。
其次，关注城市 的发展和治理也关乎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既有的城市化 模式是和房地产行业深度捆绑的，客观上也促成了房地产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地位。但是房地产大发展带 来的高房价的恶果已经被我国社会充分领略。长期来看， 既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挤占了太多的居 民消费，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因此中央“房住不 炒”的政策，即便面临各种困难与挑战，还是应当坚持下 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高城市化率和发展中小城镇并 不矛盾。德国是城市化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但德国 80% 的人口还居住在 2 万人以下的小镇，且幸福感很高，这就 值得我们借鉴。
经济学家们更喜欢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单位面积的 GDP 贡献要高于小城镇和农村，但是如果将居民 幸福感纳入考量，从高质量发展而非数量发展的角度看问 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第三，打造优质文化生活才能成就高质量发展。 一个人在物质层面上的追求是有极限的，毕竟能吃、能穿、 能住、能乘的，终究也就那么多，但是一个人在文化意义 上的追求可以是无限的。因此，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也 就是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向追求生活文化品位过渡的过 程。如今中国有４亿中产，他们大多从事着体面的工作，按 揭着条件较佳的寓所，为自己和家人置办了数额不等的保 险，甚至还做了一些金融投资。但是论及生活是否有“高 级感”，他们中的很多尚不满意，因此他们愿意，也需要在 提高文化生活品位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这对下一 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利好因素。（广州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院所有）